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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汇源果汁正式被香港联交所摘牌退市。
半个月前，汇源集团发布公告称，朱新礼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授权代表、策略及发展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由原执行董事鞠新艳接任朱新礼职务。朱圣琴辞任公司执行董事。
这意味着，执掌汇源多年的朱新礼和女儿朱圣琴一同退出汇源果汁董事会。
曾经享有“国民果汁”之誉的汇源集团，黯然卸下上市名企的光环。截至2018年3月30日停牌前，汇源果汁股价为2.02港元，较2007年上市首日开盘价已下跌76.98%。
“汇源的情况不容乐观，仅靠自救很难翻身。”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汇源集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问题，从资本、产品到品牌、渠道均存在问题，“好比一个重病患者已经面临多脏器的衰竭，致命的危机正在袭来，急需外部输血救治”。
梦碎并购
时针拨回十三年前，朱新礼带领汇源成功登陆港交所时的高光时刻。
2007年2月8日，汇源在香港联交所公开发行。招股发行4亿股，招股价为6港元，筹资规模达24亿港元，一举创下了港交所IPO募资规模纪录。
一手创立汇源的山东汉子朱新礼，被誉为“果汁大王”。从零开始的汇源集团，一跃成为国民食品的标杆品牌。
汇源的国民热度从股票认购热情中可见一斑。仅上市当日，汇源股价就大涨66%，按超额倍数计算，汇源果汁成为香港联交所史上第4大新股。汇源果汁的国际配售部分，获得了超过200倍的超额认购。
资本市场的光辉战绩给了朱新礼深厚的底气。2008年前后，朱新礼开始大举扩产，不仅加速投资建厂，还掷下重金布局“汇源生态圈”。而2008年的可口可乐巨额并购案，又给汇源的扩产计划添了一把火。
2008年9月，美国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宣布计划以200%的溢价，每股12.20港元、共计179.20亿港元全额收购汇源果汁，资料已交商务部审批。这是可口可乐在当时的中国、乃至自身发展史上的最大一笔收购。
为了贴合对方的渠道体系，同时自抬身价，朱新礼早早就开始为汇源的“修整出嫁”做准备。
一方面，精简下游销售渠道。从2007年底到2008年底，汇源的员工数量从9722人锐减至4935人，销售人员则从3926人减少到仅剩1160人，而全国21个销售大区的21名省级经理已基本离职。
另一方面，进军上游供应链。2008年下半年，朱新礼开始涉足果汁产品的上游环节，在湖北、安徽、河北、宁夏等多个省区重金投资，建设“汇源果园”和“果树银行”，布局“汇源生态圈”，仅两个月就耗费20亿元。
朱新礼大手一挥，改变了汇源的命运走向。按照他的预想，可以在拿到可口可乐的钱款后，加码并逐渐掌控上游水果种植资源和水果加工业务。
在朱新礼看来，未来形势一片大好。
意外突如其来。并购消息一出，立马引发了一场民族品牌的“世纪大讨论”。2008年正值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刻。“汇源卖身”与“民族品牌”“食品安全”等话题紧紧捆绑在一起。
新浪发起的一项由7万网民参与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82%的网民都持反对态度。“民族品牌怎能卖身求荣呢？”收购案遭到海量声讨，朱新礼与汇源也遭到激烈的舆论攻击。
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质疑，朱新礼并没有过多解释，而是把手机直接扔在了办公室，一个人跑到老家临沂的一个山洞里，独自待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我是麻木的，说不上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说成功，有这么多的人不高兴、骂我；说失败，我把这个企业带到现在没有坑害过任何人，不管是就业、果农还是税收，都从中受益。”再一次站在媒体面前时，朱新礼敞开了心扉。
但朱新礼的坦诚并未扭转局势。2009年3月，中国商务部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叫停了这项并购案。
商务部的这则否决令曾在国内引发广泛的争议。即使到今天，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企业并购案件仍然是为数不多的被商务部否决的案例之一。
“可口可乐和汇源都是饮料的大企业，如果并购成功，可能会形成很强的市场支配能力，从而可能对行业内的其他上下游产业链造成不公平竞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也有观点认为，商务部在这起并购案中的审查透明度不算高，尤其用《反垄断法》来保护同行中小企业的做法仍然值得探讨。
“所谓并购会影响国家饮料安全的言论，是过度放大了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认为，并购会对行业竞争情况产生影响，但大可不必上升到民族保护主义，“不可否认，激烈的舆论反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务部的叫停决策”。
多元化之殇
“ 如果2008年交易成功，汇源已经是1000亿级公司了。”此后多年，朱新礼不止一次地表露过自己的遗憾。
并购计划破产后，汇源不仅失去成为“千亿级公司”的机会，销售体系也遭到重创，朱新礼此前为汇源被收购所做的准备开始显现负面影响。
2010年前后，为了重建销售体系，汇源的销售人员曾一度暴增到17000人，但为了减少支出，汇源在2017年又把员工裁减到3965人。几年间，朱新礼仍然在加快“汇源生态圈”的布局步伐，企图以此缓解资金链紧张。
“并购案突然被叫停，公司前期所做的配合与调整需要推翻重来，对于汇源来说，掉头难度很大。”余明阳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原本是希望通过多元化经营来缓解资金压力，通过外围来支持主业，结果却导致了更大的资金窟窿。”
为了实现“大农业”和“生态圈”的战略梦想，朱新礼不惜砸下重金。
除并购案前投入20多亿元在全国多地建设工厂，朱新礼还加快了投建各种生态园区的步伐。仅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北京汇源集团（伊春）有限公司、建昌汇源农谷万亩生态农业基地、汇源生态产业钟祥发展有限公司、汇源密云生态产业园等5个项目，计划投资额已经超150亿元。
即使到了负债累累的2018年，汇源仍然计划进入云南布局康养小镇和果园基地建设等，综合规划项目拟投资达3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汇源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建设的园区并未全部投入使用，甚至有许多园区工厂和生产线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2014年，汇源在与对外投资者沟通时透露，在全国已经布局的48家工厂中，产能使用率不足30%。由于闲置产能占用大量资金，且公司盈利状况不能提供足够现金流，进一步导致汇源资金链吃紧，不得不向银行大量贷款。仅2014年底，汇源账上的短期银行借款就达到31.3亿元。
“我曾考察过汇源在山东某地的工厂，偌大的园区空空如也，全套自动化生产线完全闲置，看门的几十号工人无所事事吃白饭。”曾有意与汇源集团合作的北京时代量子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祝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诸如此状的汇源工厂在全国多地存在，“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即使拿了地方的政策优惠，圈地贷款建了厂，也并没有真正投入使用”。
激进拉长的新战线迅速带来重压。从2011年起，汇源果汁连续7年扣非净利润均为亏损，而且亏损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到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15亿元。
眼看汇源的财务状况恶化，朱新礼也仍然没有放弃汇源的“大生态”宏图。
截至目前，汇源集团已在全国10多个省区规划与建设了20多个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北至黑龙江伊春、虎林，南至云南普洱、海南陵水，西到新疆布尔津，东到吉林柳河县，纵贯南北，横跨东西。
“大企业布局生态圈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量力而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汇源而言，大举布局新业务、裁撤基础业务的做法无疑是欠妥的，“尤其销售是企业的重要现金流来源，砍掉销售且不重建，并重金投入外围新业务，这对企业资金链的伤害是巨大的”。
穷途自救
2008年-2016年期间，汇源果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未超过5%，销售净利率从未超过10%。业绩压力下，甩卖资产成了汇源的续命稻草。自2012年起，汇源自己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接连出现。
2012年，汇源出售合营企业，入账9000万元；2013年，汇源出售成都和上海两个工厂，入账6.5亿元。2014年至2016年，汇源均有出售资产动作。由此到了2017年，汇源果汁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了20.62%，销售净利率达到23.65%。
“甩卖资产已经是汇源穷途自救的办法了。”盘和林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在经营能力难以提升的情况下，出于上市公司盈利报表的考虑，甩卖资产一是为减损，二是为满足上市公司的利润表现，“从一系列的甩卖行为可以看出，汇源的现金流已捉襟见肘”。
持续低迷的业绩、高举高打的战略使汇源背上重重负债。截至2017年末，汇源果汁的总负债金额已达114.03亿元。2018年前后，一则高额违规贷款又给了汇源致命一击。
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汇源果汁违规向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汇源）提供了一笔本金为42.82亿元、利率为10%的短期贷款，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后者及其联署人士的临时营运资金或债务偿还。
根据港交所规定，由于北京汇源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朱新礼的关联公司，授予北京汇源饮料的贷款总金额，已经超过资产比率的8%，需要进行相关披露。然而，这笔贷款既没有经过董事会批准，也未及时披露。之后，汇源果汁便宣布停牌，暂停公司股份及债券交易。
停牌之后，汇源的生存危机迫在眉睫，朱新礼不得不再次寻求收购对象。
2019年4月，汇源果汁曾试图与新三板挂牌公司天地壹号（832898.OC）进行“联姻”。根据公布的框架协议，天地壹号等以现金方式向潜在合资公司出资人民币36亿元，占股60%；汇源果汁则以资产出资方式出资24亿元，其中包括汇源果汁的商标。但3个月之后，该方案最终以条件尚未成熟而夭折。
祸不单行。2019年12月末，朱新礼作为有权代表人的中国德源资本（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德源资本）被法院查封，41亿元财产被冻结。
此时的汇源，溃败已成大势。2020年2月14日，汇源果汁披露公告显示，由于公司无法在2020年1月31日前履行复牌条件，并在联交所恢复证券买卖。因此，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根据上市规则第6.01A条决定取消公司的上市地位（除牌决定）。
“退市不等于退出市场，目前汇源的运营销售一切正常。”一位不愿具名的汇源集团高管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各大超市和便利店中，汇源的产品销售并未受到影响。
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汇源的品牌和市场基础依然有价值，但自救很难。如今汇源已存在严重的系统性问题：资本运作失当，产品严重老化，品牌形象受伤，销售渠道萎缩，消费者也持续丢失。
“除非有高质量的外部资本介入，或有高质量的企业提供资金、渠道、研发上的支持，汇源或许还有起死回生机会。”余明阳分析说。
家族管理之弊
作为家族企业，朱新礼曾多次尝试寻求职业经理人的帮助，斥重金挖来李锦记酱料集团前CEO苏盈福、百事大中华区饮料运营前副总裁梁家祥等人，轮番执掌汇源果汁。
但现实却是，铁打的朱新礼，流水的总经理。2008年，从达能派驻到汇源、负责战略规划的副总裁毛天赐曾自嘲“我是汇源的首席模特”。曾被朱新礼重金挖掘、携核心团队进入汇源的李锦记酱料集团前CEO苏盈福也透露：“公司讨论什么决策，家族成员只要星期天回家一起吃个饭，基本都能形成共识。”一年之后，苏盈福离职。
空降的职业经理人中，几乎没有一位任期超过2年。自2007年至今，从汇源离职的副总级别经理人就有十余位，且每一位职业经理人离职时，都会带走一批跟随者，使得汇源的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
“在家族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是否能做起来的大前提是老板的放手程度和顶层设计。”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老板对公司高层的权限划分、奖惩体系、股权激励、文化建设等都直接关系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需要老板用心去做，却也恰恰是汇源的薄弱环节”。
收购计划流产后，汇源进入业绩低迷时期，家族管理模式引发的管理混乱开始进一步凸显。
2011年前后，朱新礼着力培养的女婿高勇曾在担任汇源果汁副总裁期间，被爆出涉嫌利用汇源果汁的广告业务牟取巨额利润，随后逐渐淡出集团管理。
2012年9月20日，汇源集团又对外公告称，免去时任北京汇源饮用水公司总经理朱胜彪职务，原因是“有违反公司内部规定的行为”。
被免职的朱胜彪正是朱新礼的侄子，直接导火索是他一手制造的汇源与云南香格里拉卡瓦格博饮用水有限公司的商标纠纷。
卡瓦格博公司董事长祝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2011年7月，自己在“汇源苹果醋项目经理”王树平引荐下，认识汇源饮用水总经理朱胜彪。朱胜彪将汇源商标授权给卡瓦格博，后者用于生产、销售饮用水；汇源饮用水公司一次性收取加盟费、技术服务费200万元。
事实上，这次商标授权并未经过正式的内部流程。祝强透露，这笔交易的打款是他直接向朱胜彪个人账号汇款200万元，给中间人王树平100万元。此后，汇源集团总部不承认此项商标授权，朱胜彪又不同意退款，由此引发了一场商标纠纷。
“汇源有一个现代化企业的空壳，骨子里依然是传统家族企业。”祝强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汇源的家族力量，远远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就能撼动的。”
如今，汇源退市已成定局。朱新礼已从汇源的舞台上正式谢幕，其掌管集团多年的女儿朱圣琴也正式离开。接任朱新礼职务的鞠新艳，是一位2011年就加入汇源的老将。
“朱新礼退出汇源，或许能给汇源的重组与调整带来一定的空间和机会。”盘和林认为，“如果能顺利剥离盲目投资的资产，借助外部注入资金支持改善经营，回归主业，汇源仍然有翻身的机会”。
